北宋针灸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中华大地在经历了辉煌的唐朝以后，接踵而至的是战火频仍的五代十国，“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终于在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宋王朝，并很快统一了全国，结束了混乱局面。为巩固封建统治，宋王朝实行了文治，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也就有了发展的土壤。此外，北宋的帝王和士大夫都对医药有着浓厚的兴趣，注重对医学书籍的收集和整理。《宋书》记载，宋太祖赵匡胤能用艾为人治病，“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而宋太宗赵光义对医药的兴趣则更为浓烈，据他在《太平圣惠方?御制序》中自称“朕昔日潜邸，求集名方、异术、玄针，皆得其要，兼收得妙方千余首”。而当时的文人雅客也多对医药饶有兴趣，如著名科学家沈括集有《良方》，后来增入苏轼之方，合称《苏沈良方》，在当时甚至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说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宋朝的针灸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宋太祖于开宝六年（973年）下诏命医官刘翰等整理本草文献，于次年修订完善，成为宋代第一部本草学规范。公元981年，即太平兴国六年，宋太宗向全国颁布了“访求医书诏”。诏令中采用了多种奖励办法，鼓励人们献书。例如诏书规定：
“宜令诸路转运使，遍指挥使所辖州府，应士庶家有前代医书，并许诣阙进纳。凡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予迁转。不及二百卷，优给缗钱偿之。有诣阙进医书者，并许乘传，仍县次续食。”
也就是说，凡是藏有前代医书者，不问出身，都可以直接向宫廷献书。献书在200卷以上的，平民可以授予官职，有官职的可以升迁。献书不及200卷的，则给予优厚的报酬。对于亲自上京献书者，沿途地方政府必须提供交通工具和膳食。但是，这种访书不是官府强行征集，因为诏令还规定：“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
此次访书，为医学巨著《太平圣惠方》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同时也为此后的各种医书的编修提供了便利。
古代医家历来针药并重，在政府组织编修了药书、方书之后，针灸“明堂”的整理工作必不可少。而当时的情况是，唐政府曾多次组织修订的针灸经典《黄帝明堂经》已不存，虽经宋太宗诏令访书，仍未求得。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于天圣年间，命医官王惟一主持编修一部针灸腧穴典籍。王惟一奉诏在总结《黄帝内经》、《难经》的基础上．参以各家之见及个人经验。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并附《穴腧都数》一卷考订详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文图相兼，对统一当时经络、腧穴的不同说法和考订经络、腧穴、主治等颇有意义。翰林学士夏统在序文中尝谓“王惟一素授禁方，尤工厉石……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刊日相之破漏。”这说明王氏对撰写该书是十分审慎的，堪称我国针灸史上继晋唐之后的又一次总结。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编成以后，宋仁宗认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于是，王惟一等人科学计算，精密设计，于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成功地铸造了两具与一般人身等高的针灸铜人。
天圣石碑拓片
据南宋《齐东野语》载：“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以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混然全身。盖旧都用之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汞，俾医工以分析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汞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
针灸铜人的铸造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将平面图谱，进而转化成三维模型，开创了直观化针灸教学的先例，为发展针灸学及其教育做出了独特贡献，后世多仿照重铸过多次针灸铜人。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官方的参与对于学术的发展的巨大作用，修标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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