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期、青铜时期
历史背景
在石器时代，砭石针为主要的针灸工具，如《山海经》记载：“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其中金代郭璞注解“箴石”为可用于治疗痈肿的砭石针，《说文解字》亦云：“砭，以石刺病也。”《素问・血气形志篇》亦曰：“病生于肉，治疗之以针石。”1963年出土于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枚砭石被认为最早的医用砭石，随后多地均出土了各式各样的砭石。除了砭石外，尚有骨针、草木质针也被认为用于疾病的治疗。尽管一些学者不赞同砭石为早期针灸针具，但是多数学者认为砭石、草木质针和骨针等为最早的针灸器具，也是针灸的起源。
到了青铜时期，青铜针的出现标志着金属针具的开始。然而这一时期出土的针具中最多的仍是砭石针，青铜针相对较少，战国以前使用青铜针也不普遍，马王堆帛书、《古传》《论语》涉及针刺疗法皆说砭石，究其原因可能与当时对针灸治病认识理论不全面和制铜技术难以生产出针身较细、针尖锋利的针具有关。
针法特色
据现有的出土物和文献考证，砭石外形多为刀形、针形、剑形等，主要用于温熨、击打按摩、肌肤浅表刺、深部肌肉刺或切开排脓。其手法尚主要是简单的切、刺、击打按摩等。青铜针虽然已经产生，但是其应用于医疗尚不普遍；然而当时对深刺治病已经有一定的认识，而不是石器时期的浅表外治法。如有学者对甲骨文中的“殷”字解释为 “一个人用针刺治疗疾病”，在殷商时代的墓中也发现骨针深刺入人体。青铜针材质一般较硬，较砭石更为锋利，针身更细和光滑，但是其韧性较差，手法特色应该是以单纯针刺为主。
春秋至南北朝时期
历史背景
这一时期从原始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冶铁技术推动了铁制针具的产生。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在医学理论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和实践，促使了针灸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一时期的针灸学成就主要标志书籍是《黄帝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约成书于先秦时期的《黄帝内经》标志着针灸理论的形成。经络理论从仅记载十一条经脉的《足臂十一脉灸》及《阴阳十一脉灸经》到完整记载十二经络系统及任督二脉的《黄帝内经》，腧穴也从无到有，再从少到全，临床治疗、针法的理论和操作也形成完整体系。约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难经》再次对《黄帝内经》总结和发挥，晋代皇甫谧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加以编著。
针法特色
《黄帝内经》为针法理论的形成时期，“九针”中的毫针应用最广，后世针法多指毫针手法，其它针具可用于放血、排脓、利水、按压等。该书对揣穴、进针、行针、候气留针、出针等针法都做了详细描述，整个过程中强调治神得气的重要性。“凡刺之真，必先治神”，针法需要依据脉象、病情、体质，同时注重四时、环境等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刺法方面结合疾病部位、病情、刺激方式等提出“五刺”“九刺”“十二刺”“三才刺法”等；补泻方面提出了“虚则实之，盛则泻之”的补泻原则，补泻手法主要是呼吸、迎随、徐疾、开阖、捻转及导气法；辅助手法方面有循、爪、按、摇、进、退、伸、推、弹、扪，为后世“下针十四法”和“下手八法”奠定了基础。
《难经》主要是阐释《黄帝内经》要旨，在此基础上也有―定的发挥，针刺操作方面更强调左右手配合使用；在补泻手法上提出“推而内之，动而伸之”的提插补泻手法，“泻南补北”“子母补泻”“营卫补泻”等，均对后世手法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针灸甲乙经》是对前人的总结归纳，在针刺手法发挥方面主要是对浅深刺法和留针法的贡献，根据穴位部位的肌肉丰厚程度、疾病特征等确定浅深刺和留针时间，对后世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操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此外对诸如赞刺、豹文刺等刺络法的工具选择、操作、禁忌等也进行了大量的描述。
尽管这一时期针法理论已经形成，从理论到临床实践具有完整的体系，比石器、青铜时期有了跨越式的进步，但从历史纵向看，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针刺操作手法可以看出，这―时期的手法轨迹主要是直线型，均以提插类手法为主，直入直出，对很流畅的捻转类手法则较难实现，针体难以实现卧倒、扭曲等形式，这可能与此时期冶铁合金技术尚不能生产出具有较好韧性和硬度的合金针有关。
隋唐至宋金元时期
历史背景
唐代针灸学科得到官方重视，对前人经验进行了搜集、整理，对当代经验也认真总结，针灸在临床应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之后的五代十国战乱不停，针灸发展再次进入低潮，至宋朝再次迎来―定的发展，特别是北宋时期，各种制造业相当发达，中国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就产生于这时期。唐代太医署设立了针灸博士、助教、针师等，官方专门针对针灸穴位和图书进行了考证，出现了很多关于针灸的著作，其中《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千金方》《外台秘要》等记载了大量针灸学内容。这些书籍中主要介绍经络穴位知识考证，临床各科的应用，并且主张针、灸、药结合，还记载了“火针”的使用。宋代针灸也得到官方重视，王安石变法后重视针灸医学的教育，太医局设置了与大方脉等并列的针灸专业，组织编撰考订前人针灸著作，铸造针灸铜人，绘制经络穴位图等。金元时期上承北宋，下至明朝，这时期医家相当一部分经历了北宋的针灸学术继承，同时在后来的战火中又得到了长期的实践，战火同时也导致了许多医籍的流失，因此，到金元安定时期，医家们总结经验，各抒己见，学术纷争，门户林立，涌现了很多名家，如张子和、李东垣、刘完素、朱丹溪、窦汉卿、何若愚等。
针法特色
唐宋时期针法相关记载相对较少，但有学者认为，真正的“捻转”手法形成于此阶段，因《黄帝内经》虽有“切而转之”“吸而转之”等记载，但是那时期的针具源于砭石，难以形成便于捻转的针具，在出土于内蒙古达拉牧区的青铜针与河北满城刘胜墓中的金针均表明当时针柄为方形，只能实现转动手法，难以实现旋转的捻转手法。《普济方・针经》记载了捻转手法，如“下针之时……左手捏穴令定，法其地不动，右手执针，象其天而运转也，于此三十六息。然定得针，右手存息捻针”。捻转手法为继提插手法之后的第二大基本手法，对后世手法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太平圣惠方・针经》中还强调了针刺补泻时首先应得气，“得气即补”“得气即泻”，同时也出现了补泻手法的交替使用，为复式补泻之先河。此外，三棱针、巨刺、针刺禁忌等也出现了实际应用的描述。
金元时期针法理论和运用得到了空前的创新与发展，可以看作是针刺手法的成熟时期。在配穴方面，何若愚《子午流注针经》结合时辰气血流注取穴，张子和、刘完素、朱丹溪善于取一些特定穴位刺络放血，李东垣善于取治疗脾胃相关的穴位，王好古善于五输穴的补泻运用，张元素喜用五输穴“接经法”等。辅助手法方面，有“循扪弹怒”等，针刺强调得气原则，并指出得气时操作者针下有沉、紧、涩、如鱼上钩的针感。行针手法方面有动、退、搓、进、盘、摇、捻等法。补泻手法上，这时期对呼吸、迎随、捻转、提插等补泻手法相互配合使用的复式手法比较广泛，此外窦汉卿明确提出“补泻之法，非呼吸而在手指”，强调了手法才是决定因素。此外，透穴法也首次出现于这―时期的《玉龙歌》。
除上述外，金元时期颇具影响的针法成就是捻转补泻法的诞生，是在唐宋时期捻转手法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捻转补泻法首载于《标幽赋》：“迎夺右而泻凉，随济左而补暖”，是与提插补泻法并列的两大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补泻手法，该手法的产生从理论上与古代的天文学、元气学说、气旋学说等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笔者认为当时冶炼技术工艺为捻转补泻法创造了物质条件，捻转补泻法不同于以往的提插补泻法，提插补泻法讲究垂直方向的力度变化，毫针针具只要求针身光滑、针体细、针尖锋利即可达到，捻转补泻法要求螺旋状的针体运功，毫针除了上述要求外，还必须具备较好的韧性度和硬度。宋金元时期，金属冶炼加工技术较为娴熟、精细，许多生活、生产物器的形制加工技术已与近代比较接近，不同于以往的古朴风格。人们采用复合材料改良了工具的综合机械性能，道家“刚柔相济”思想在冶炼中得到充分体现，坚硬度、韧性、锋利都得到了提高，出现了铜铁拔拉技术，金属表面的镀金、镀锡等处理技术。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捻转手法所需针具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也可能是这时期手法繁荣的―重要因素。
明清时期
历史背景
明清时期社会相对稳定，文化经济繁荣，中医药也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政府组织编写了大量古代著作，其中也把中医针灸编写其内，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四库全书》等。明朝和清朝在医事制度上皆把针灸独立分科，这时期针灸人才培养仍然是师带徒形式。这时期有针灸铜人的铸造，同时涌现了大量影响较大的针灸专著，如徐凤的《针灸大全》、杨继洲的《针灸大成》、高武《针灸聚英发挥》、吴谦《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等。这一时期为针法的鼎盛时期，明代在继承金元时期针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总结，并且在临床上得到推广应用；清代针灸受到朝廷轻视，发展相对明朝有所滞后。
针法特色
明清为集大成的针法时期，依据前人的理论和方法从理论到临床运用形成系统，并且手法操作逐渐复杂化，依据阴阳、五行、男女、深浅、时间、疾病性质等相互配合变化使用。较为特色的手法是《针灸大全・金针赋》中的“十四字手法”，《针灸大成》中的“十二字分次第手法”“下手八法”，《琼瑶神书》“二十四字法”等，都为揣穴、进针、行针的序贯行操作流程手法。《金针赋》的“治病八法”和《针灸大成》中的“飞经走气四法”“三才刺法”，留气法、运气法、纳气法、通关交经法、子午补泻、膈角交经、担截法等，有行气催气手法、单复式手法、配穴法、分层操作法以及它们相互结合使用等。这些手法都能从《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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