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深涛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岁月易逝,转瞬间中医名师吉良晨老先生仙逝已年余。今日遇疑而再研读吉老先生之遗著,解惑之余睹物思人,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作为一个学界的晚辈及吉老之不才门生，我于先生有着一份特殊的尊敬和感怀，在此令人伤怀的日子，更是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随吉老临证的那些日子,吉老大医之精诚与德行使我感慨不已。
丹心兴中医
吉老一生为兴中医之业而奔走上书，曾参与“八老上书”为兴中医献策，始终忧心于中医之存亡。记得在跟师吉老之初，曾有幸促膝聆听了吉老的教诲。话题是从当时网上争论的否定中医之言论而始，吉老认为：中医药学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其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故而能在其它传统医学渐次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仍在发挥作用，并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而其确切的疗效正是中医学不会消亡之根基。吉老强调，发展中医药学，首先要继承好，搞针灸的不知何为提插补泻，迎随补泻，子午流注；学大方脉的不知有多少种脉象，不知七冲门、七绝脉，不知药性归经、七情和合，那就不能谈发展创新。他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认真研习并尤当掌握中医药学之真髓，作为中医药事业的有生力量，应时刻以继承发展中医药大业为重。语重心长使我在领悟到吉老忧中医大业之丹心的同时，更深切地感到了吾辈所应承担的责任。
“问难”显若谷之虚怀
吉老先生武学兼修、精于传统文化是学界共知的，但他老人家却虚怀若谷，常谓己为终身学习者，乃勤于学习，博览古今，耄耋之龄仍临证不止。在授业上，吉老尤其强调师徒之间，应多相互“问难”，只有这样才能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吉老谦言，“为师也不可能全懂，然通过问难，亦可得学问之长进”。每对我提出的问题，先生不仅引经据典，时时还引用古诗以辅说明，且随口而出。
吉老先生强调读经典需深谙中医思维方式，可裨益于“思求经旨”。例如关于医学与道、儒学等传统文化之关系上，吉老认为由于中医药学的思维方式借助于古代哲学思维来阐释医理，形成了求医理与求道学之间的通约性。吉老认为，道学以修命为第一；佛学以修心为第一；而儒学以修身为第一，三者虽各有所偏，然三家的共性都是修性，而医学之“道”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应明其异同。他特别指出要注意道、儒、佛学与道、儒、佛教之不同，“学”是求理，“教”多迷信。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代哲学确实对中医学术之影响很深，但研究时要注意求其“学”而弃其“教”。求中医之道更要在实践中寻求医学之真谛。今之为中医者应透析于此，悉古知今，方能创新。临证则当辨证求精，审证论治，用药方能有的放矢。吉老之行正如其所言“务勤不惰，学习不怠，临证不已，深化不息”，其大师之风范实吾辈之楷模。
妙手仁心彰医德
吉老临证用药平实简廉，不尚奇方，然平淡之中常见奇效。如果说组方用药之轻灵，味少功专体现的是精湛之医技，那么常用简廉之方药则是其体恤病家所苦之医德。吉老对动辄大方药之行为深恶痛绝，强调组方用药必有法度而不是“广罗原野”，在尽快愈病的前题下，还应尽力减轻病家之经济负担。吉老诊疾疗病处处为病家着想，所见所感甚多。吉老在我的拙作《中医临证修养》书稿即将付梓时，题清帝康熙写给御医黄运之诗赠予我：“神圣岂能在，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
睹物思人，每当我仰读挂在书房中吉老写的这幅字时，怀念之余，更将此看作是老一辈对吾辈所寄之期望和鞭策，亦当是余此生为医之铭训。同时感慨，此诗句正是吉老一生行医济世活人之品德的最好写照。大师虽去，但其高深之学理，高尚之医德，必促吾辈不断修养自身，磨砺心志，精诚业医，并深知不仅要感恩于授我知识之先生，更要为扬其所寄托之大业而努力不息，方是对大师最好的慰藉。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