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国璧 甘肃省中医药研究院
张汉祥老师(1911.9~1983.10)是天津市人。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日本占领北平后,随协和医院一批专家转到兰州中央医院工作。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陆军医院药房主任、西北军区高干休养所长、甘肃省一、二、三、四届政协常委、甘肃省中医门诊部主任、省中医医院院长、省中医学会副会长、省新医药研究所主任医师等职。他既是药学专家,又专长中医,给许多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看好过病,在甘肃省及全国有很高的威望。
我1953年兰州卫校毕业后,先到甘肃卫生厅工作,后到省卫生厅中医门诊部上班。我既当张汉祥老师和张涛清老师的下级,也是他们的徒弟,跟随他们学习中医和针灸。195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恩师决定送我到北京中医学院学习深造。学习六年,毕业后我本来留校,但老师坚持要我回甘肃。我听了恩师的话,回到甘肃中医院,继续在张汉祥、张涛清二位院长领导下工作,仍然是他们的徒弟。
老师在协和上学期间得了病,请北京老中医方伯屏老师医治好了。由此他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拜方伯屏老中医为师,和方鸣谦、方和谦两兄弟一起随师学习。他们三人后来都成了我国中医界的栋梁之材。
恩师张汉祥逝世已经28年了。他对我的爱护和培养,我没齿难忘。他老人家一生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克己奉公,救死扶伤,助人为乐,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大医精诚,仁爱济世
他给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看过病。我们国家十位元帅,他给九位看过病。部队将官、地方省部级许多领导他都给看过病。对他比较熟悉的首长,有时也带我去侍诊。
他对一般老百姓求他看病的,都尽量应诊,并且同样认真仔细。遇见有些贫苦人家,无钱买药,他就自掏腰包给出药费。上世纪50年代初,他曾和兰州有名的中药店订立协议:有的患者无钱买药,见他签字先给配药,月底他去结算药费。我上大学时,见我穿的衣服破旧,他把自己的衣服脱给我,待我如子,令我终生难忘。
熟读中医经典,解决疑难大症
他把《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背得滚瓜烂熟。有时在查房和诊病时,脱口而出。有时向我提问,我能答上来时,他很高兴;我答不上来时,他就严厉批评。有一次大查房时,患者反映服药后肚子响,他看了病历后说,方中有柴胡,这是柴胡的作用。他问我《神农本草经》中柴胡的主治功能是什么?我答不完全,他严历批评,然后他一字不差地背道:“柴胡味苦平,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这件事使我感触很深,激励我更加下工夫学好中医。
上世纪50年代,刘少奇主席患鼻膜炎,每天打喷嚏不断,影响工作,很着急。卫生部请恩师先阅读病例材料,没有告诉患者是谁。后来傅连暲副部长领恩师去诊治,在楼下就听见喷嚏声。上楼一看,才知道是刘少奇主席。恩师按脉看舌后,给开了药方。刘少奇主席服完头一剂,喷嚏就由一天打40多个,减为8个,很高兴。服完8剂药,鼻膜炎痊愈。
后来,我问老师,为什么给刘少奇主席开那么简单价廉的方子(这个方子在当时每剂药就几角钱),他说,我主要根据患者的脉证。刘少奇主席恶风,汗出,脉沉缓,尤其脉象,是个主要凭证。与《伤寒论》,“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相吻合,我用之就有效。
坚持辨证施治,发挥中医优势
张师经常教导我们看病时必须坚持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思维,尤其不能跟西医化验单走。有一次他问我,你怎么看病?我说,我看病时把中医诊断和西医诊断都搞清楚,处方时,我把西医诊断抛开,完全按中医诊断辨证施治。他听后说,这样就对了,我就怕你跟着西医化验单走。
如某患胆石症女患者,在北京某医院手术两次,胆囊已切除,但黄疸不退。黄疸指数200~300。其夫是部队一位将军,请张师会诊,张师诊后给予茵陈蒿汤加黄芩,服药两剂,黄疸消退。当时前苏联外科专家华教授感到很惊奇。
精研药性,服务临床
张汉祥是医学家也是药学专家,他对中药药性、炮制加工等也非常重视,对各种本草书籍注意研究,不轻易人云亦云。
如柴胡升散,一般认为不可多用,但老师有不同看法。他比较相信本经关于柴胡苦平的记载,好用柴胡,用量也比较大,一般用量多在10克,有时用到30克。“文革”中老师被关在“牛棚”,兰州市某医院一位麻痹性肠梗阻患者,医院已无办法,束手待毙,患者家属坚持要请老师看一次,若老师看不好,他们也心甘了。老师看后处方中柴胡用到30克,服药后病人有了肠鸣音,大便通了,病人得救了。患者家属万分感谢。
重视总结经验,提高临床疗效
1954年,他担任甘肃省卫生厅中医门诊部(甘肃省中医院前身)主任期间,要求每位医生,对凡是看过二次仍无效的病例,必须请其他医生会诊讨论。他规定每周四下午为会诊讨论时间,对每个病例,各抒己见,发表看法。这样既有利于病人,也有利于医生本身业务水平的提高。
1965年,他要求我把医院治疗过的“肝硬化”患者的病例作一次详细统计总结。结果发现有些患者几个疏肝利水的方剂轮流转,医生没有尽心寻求新的治疗方法。老师针对此事在大会上讲:医生给患者开一个方子,必须要有根据,不能随便开;改一个方子,也要有改的理由。医生必须对患者有高度负责的精神。要有治好病的信心,不能一见疑难病症,自己就没信心,应付治疗,失去抢救时间。这些教导,使我受益终生。对于癌症等疑难病症,不是都治不好,我们老前辈治好的例子很多,而我们学了西医,受西医的影响,自己心里打了退堂鼓,失去信心,就是能治好的病也治不好了。“信心比黄金都重要”,医生的信心,病人的信心,在治疗中确实十分重要。
建言献策,发展中医
老师曾多次向有关领导就中医药发展问题建言献策。上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请他吃饭,他向毛主席直接面陈了许多发展中医药的建议,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他感到毛主席对中医中药了解很深。毛主席问到他给某位将军夫人看病的事,并对他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文革”期间他遭受迫害,我建议给毛主席写信,他摇头不同意。(作者为甘肃省卫生厅原副厅长、省中医药研究院原院长,主任医师)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