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脉辨病机主要是对于脉诊在辨证中知常达变的问题，常易知而变是难以了解和掌握的。古人以常为“经”，经即是常，古人亦名为“典要”，就是现在的常规，一般情况的意思；变是“权”。
戴震曾说：“权，所以别轻重也，凡此重彼轻，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则显然共见其千古不易之重轻；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变也，变则非智之尽，能辨察事情面准，不足以知之。《论语》日：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孟子》叉日：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可见无权则经亦失去了意义。事物是复杂的。只知常规、常法，而不达变，是无法解决复杂的问题的，常规常法亦是在理的原则下制定的，惟有知常达变才能真正体现理。所谓权原意是“秤锤”，它“秤物平施”可轻可重，看对象的需要当在两不得不在两，当在斤不得不在斤，秤锤不是一定不移之物，但有一定不移之理，有一定不移之理．但不应当有一定不移的死板方法和成见。
在辨病机的时候，可以说是根据脉证以得其可，而不知有所谓权，只是根据当前的实际问题认为有所不可，不执平素所谓的可为可，所不可为不可，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认为有所可，不执平索所谓的不可为不可，所可为可。这不但符合理的要求，与常规常法并无矛盾，相反的它们是矛盾的统一，在更高一级的医理脉法的法则上统一了起来，使辨证论治达到了更具有辩证方法的性质和内容。所谓“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亦正是对不知权变的最好的写照和讽刺。在病机的辨析中常规的辩证可以说是较为完备的了，但变动的部分只能原则的认识理解和应用，结合古人的示范和在临床中的客观需要来对待，是无法定出一套常规来的。能够定出常规，它亦就不是权变了，所以我们只能就几个方而来概括其内容。
平脉辨证应当是一个系列
自《脉经》起，形成以脉列证的以脉为主的系列，使脉证的关系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成为两个系列，在实践中只不过是两个系列的拼台。《脉经》后的著作虽然亦有一些关于病机的内容，但由于受单一系列的控制，在引证《内经》、仲景书等资料时不是将它们认为是机动灵活的，而是变成为固定说法，或简单的以宜不宜，生死等出之。将权变化为经常对比，古人虽有所补苴，性质亦然。可谓化神奇为腐臭，于是亦归人了系列之中，尤其是《脉诀》以来的歌诀形式非常有利于固定、记诵而不利于分析论辨的表达。《脉诀》在前，李时珍的《脉学》等在后，影响极大，为脉法形成自己系列上起到积极的作用。对脉辨病机起到消极的作用。解决脉辨病机的问题在认识上是尤关重要的，面对两个系列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则是首。
病机的取得在于对脉证常变的分析认识
脉证的常变，是取得病机认识的最主要的方法。具体的是对脉证的综合分析加以论辨，如两者的对比、性质的分合，程度的重轻，病情的逆顺，胃气的有无，脉证的取台等等，从而伺其病机。其中包括有：病定脉定；脉随病转；脉在机先；脉证不符；脉病人不病，病脉不病等等。对于这些必要时都应作深人的分析认识，例如脉证不符不能单纯的以宜不宜、生死等对待；脉病人病问题亦不能单纯的以《难经·第二十一难》的“人形病脉不病曰生，脉病形不病日死，何谓也？然人形病脉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谓息数不应脉数也。此大法”对待等等。
以医理脉法做为审病机的基础
在机动灵活的病机审定中，有一定不移之理，理就是医理脉法。病机要建立在医理脉法的基础上。要辨证的更合于医理脉法，只有在高度正确发挥平脉辨证的优势时，才能显示这种意义。古人用这种方法显示了临床辨证的高水平。要继承发展，否则不但脉法将越来越失去光采，医理亦会为之不明的。
继承和整理
脉辨病机是一个理论性和临床性都很强的问题，古脉学对此做出卓越的贡献，但亦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中经《脉经》以来在实践和方法上的干扰，有一大段时间起码是停滞不前的。明清以来虽然对此有人注意．并做出若干成绩，但自觉性不够，系统性不强，缺乏历史分析批判的观点和方法，其影响并不大。但这是中医脉学乃至中医医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重视起来。要有继承有分析、有批判、有提高，认真将问题的性质理清，深人研究继承古脉学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和历代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新进展更应予以重视。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整理、提高、总结使平脉和辨证仍旧恢复为一个具有高度辩证精神的辨证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两个系列的不合理现象。使临床学尤其是脉学在诊病辨证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反映人体反应性和适应能力的尺标，在诊病和辨证中起到充分的作用。
脉辨病机问题是祖国医学重大关键性“学案”之一，认清其性质意义，理清其历史沿革，批判其干扰影响，发扬其学术精萃对中医脉学的发展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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